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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做事  

2015-11-03 05:05:21|  分类: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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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管理更加科学高效

人民日报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央和地方在简政放权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权力下放后,还要接得住、管得好。

  一、优化权力配置,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简政放权是对权力进行优化配置,流程再造,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归根到底是加强科学、高效的管理,不是简单一放了之。”民盟青海省委副主委程苏代表说,“一些基层单位原本事多人少,力量不足,可以借助第三方社会力量参与管理,但要注意引入非利益相关方参与监督。另外,简政放权的改革需要系统推进,不能按下葫芦浮起瓢,让改革效果打折扣。”程苏调研时一些企业反映:一些项目的审批往往环环相扣,一个部门的权力下放了,或者前置改为后置,而相关部门的改革如果不能配套、跟上,就给改革造成了梗阻。

  简政放权,也需要相关法律跟得上改革步伐。政府部门要依法行政,法无授权不可为。简政放权时,相关法规要配套。前不久,有个食品企业申请一项食品包装的标准。找食药部门,人家说我们只管食品,不管包装;找质监部门,人家说我们只管包装,里面装什么做不了主。两家都说缺少法律授权,“不敢”出面制定这个事关人们健康的标准。“企业生产要求很紧,不给人家定标准的话,有不作为的嫌疑;定标准的话,又缺乏法律依据。”

  简政放权,尤其是审批权下放之后,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建立社会信用系统,在不少代表委员看来,也是当务之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李春洪代表在谈到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的改革时说,“如今,大家可以很任性地创业了,真正迎来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好时代。这样更需要加强监管,建立社会信用系统。”

  二、精简的同时,对保留的审批事项需进一步规范。

  在大力精简行政审批事项的同时,更要切实规范行政审批行为。之所以有些企业和群众对改革的成效感觉不解渴、不过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部门在规范审批行为方面下的功夫还不够。对那些确实需要保留的审批事项,必须从受理、办理、发证等各个环节加以规范,让企业和群众感觉更方便、快捷和公平。国务院专门出台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行为的文件,明确在国务院各部门推行一口受理、限时办理、规范办理、透明办理、网上办理等十条举措,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三、“红顶中介”渐成简政放权中较突出问题。

  “如今,政府取消了不必要的证件手续,审批时间大大缩短。”广西百色矿务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启江代表说,“但还存在着项目评估必须在指定的中介机构进行的问题,这些机构大多挂靠在审批部门名下,效率低下、收费高昂、服务意识较差。”这些被政府部门指定做评估等服务的中介机构,被称为“红顶中介”。简政放权之后,政府部门的一部分权力在一些地方被转移到这些中介机构手里,但针对这些中介机构的监管和规范却相对缺乏。

  “推进中介机构与政府彻底脱钩,按照‘进入不限量、资质有要求’的原则,优化中介服务业市场准入环境,防止中介机构垄断经营。”

 

下一页:简政放权参考范文:以“权力清+++

以“权力清单”推进治理现代化

人民日报

   简政放权不断发力,如何以权力“减法”激发市场“乘法”?法治政府砥砺前行,如何以制度程序划定权力边界?日前,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勾画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彰显了中央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坚定决心,对于进一步提高政府科学施政、民主施政、依法施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也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一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府治理能力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要看到,政府的工作理念、管理内容、运行方式、治理水平,还存在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政府层级之间、部门之间有的职责还不明确,职责交叉问题比较突出;权力运行过程不够透明、权责不对等、对权力的监督不够有力等问题,容易滋生寻租空间……正是基于强烈的“问题导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

  通过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把政府部门的权力和责任以清单形式明确下来,就是要明确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厘清哪些权力应该保留,哪些权力应该取消或下放,从而确定政府部门的权责内容、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现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从整体上标注权力的运行轨迹,在微观上划定部门的权力边界,可以说,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是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权责边界、促进简政放权的重要抓手,是推动政府全面履行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是规范权力运行、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重要途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权力清单就是一张“明确政府权力边界的纸”。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无先例可循,地方各级政府既是责无旁贷的推动者,更是“自我革命”的重点对象,这无疑是对地方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围绕“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主要环节,各级政府要敢于攻坚克难,善于科学实施,勇于探索创新,坚定不移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工作,并以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为契机,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把改革继续引向深入,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变化,拥有更多的“获得感”。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一个现象值得深思:随着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深化,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同比增长了18%,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热潮激荡人心。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将以权力的自我设限,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为引领经济新常态注入强劲动力,为推进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10月30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更精确的说,此次计划生育新政策,只是全面放开了二胎,对生育二胎不设置前置性条件,但并不等于把生育的国家计划变为家庭计划,也就是说,想要几个孩子,并没有成为公民的自由选择。

此次全面放开,是迫于人口局面的潜在社会与经济影响所做出的政策调整。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联合国人口署预测,205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31.1%,大大高于届时的世界平均水平(21.9%)。中国人口结构将由小孩和青壮年多、老年人少的“金字塔型”,变为青壮年多、老人孩子相对较少的“橄榄型”。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测算,中国的老年抚养比率或将由2010年的39.1%达到2025年的45.8%。

抚养比率过高,会极大的影响经济发展。青年人比老年人的消费率高,新增人口是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老龄化与低生育水平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发展乏力。长期关注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关联问题的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就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下滑就与当下的人口局面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也许就是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

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早就已经提出了计划生育必须废除的观点,但政策的调整却迟迟未动。实际上,从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放开了单独两孩政策,到这次十八届五中全又全面放开二胎生育,其间隔才两年,对于人口政策调整而言,其实只是一瞬间。由此不难反推,再次调整之所以这么快,是因为前次政策调整后发现,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经完全变化了,政策的调整已经晚了。

实际上,在一些人口学家的眼中,改变中国低出生率的最佳时机已经彻底的过去了。短期内,中国人口变化的趋势已经无法改变。未来的中国,很可能是一个老龄化,年轻人缺乏的倒金子塔国家,步入日本的人口结构的轨道。

这是由于社会经济的进步能促进生育率的下降,在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泰国、或墨西哥,均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但都出现了生育率下降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提高,生活成本的上升,教育成本的提高,加之长期的抑制生育的政策,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在不断下降。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目前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低至1.2左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在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生育高峰以后,近年来已降到0.7-0.9,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生育率”。实际上,从双独政策,到单独政策,到现在的全面放开,政策的加速改变,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人生育意愿下降的严峻性。未来20年,计划生育的恶果将逐次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那么,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为什么会晚了那么多年?

首先,是对人口的认识问题。中国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一方面,计划经济下,人的能动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物质贫乏,人被看做国家的负担;另一方面,从价值观上,计划经济把人看做资源的消耗者。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人口是负担,人少了,资源的人均量就上去了,就富裕了,但却忽略了人的创造性,也忽略了人口结构的重要性。

其次,政府机构设置中存在“机构设置刚性”,俗话说便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各级政府专为计划生育设置了干部配比,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2005年到2008年,全国计划生育事业费从226.39亿元提高到36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7.44%。巨大的预算下面,有众多的既得利益者。

任何政府组织都有预算冲动,为自己保持住权力的旧领域、并不断开辟权力的新领域,获得更大预算。这种动机当然也包括论证自己的合理性。

在中国,没有独立的智囊机构,政府的具体部门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很大程度上也是相关领域数据的收集者、决策的参谋者。这就使得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对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以及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后的潜在出生率,体制内的专家是高估的,而体制外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则是低估的。前者的高估当然则是为了强调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比如,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为1.22,但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为由将生育率上调整整48%至1.8。实际上,这一组织动机不光存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机构。虽然当时就受到不少学者质疑这个调整,而且,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2000年的实际生育率只有1.34左右,但是,联合国人口署在2001年完成的2000年的报告中,却全盘接受了中国计划生育部门调整后的1.8的生育率。在此基础之上,联合国人口署在预测中国人口趋势时,也有高估的趋势,而中国计划生育部门又将联合国的预测结果出口转内销,冠之以国际权威的光环来误导中国的决策层和普通民众。某种程度上,中国计划生育部门与联合国人口署的这种一唱一和,反映的正是组织的自我强调的动机。

第三,从具体的的政治操作来说,除非革命式的铁腕,正常的政治决策,特别是涉及的机构调整必然也有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说,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卫生部的合并,是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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